失败殖民四百年:与港英相比葡澳政府为何弱势?

2019-01-26 16:21 Admin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弱势统治与英国对香港的治理相差甚远,影响延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港澳两地截然不同的生态。

  2014年7月,澳门回归15周年前夕,一出名为《镜海魂》的京剧在南京紫金大戏院首演。的中央媒体和港澳两地的亲北京报纸,竞相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出京剧对历史上的一桩真实故事进行了演绎。故事原本很简单,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喇为了修建一条马路,掘毁了马路所经之处当地农民的祖坟,年轻的农民沈志亮与他的几位伙伴共谋,埋伏在亚马喇骑马出行的路上,将他刺杀。

  亚马喇上校在葡萄牙人心目中是位传奇英雄。在此前葡萄牙开拓巴西殖民地的战争中,他被大炮击中,在不用的情况下截肢而失去右臂,截肢后,亚马喇将其右臂掷开,并高呼“葡萄牙万岁”,因此被葡人称作“独臂将军”。

  1846年,亚马喇从里斯本赴澳门任总督。此时,关闸以北的庞大帝国已在鸦片战争中暴露了虚弱的一面。在任期间,个性强悍的总督力主对华强硬,不仅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用武力强行赶走了中国驻澳的官方机构,还向当地华人居民征税。为扩张地界,亚马喇决定修筑一条通往关闸的马路,因此下令迁移华人坟场。正是这一举动,激怒了农民沈志亮和他的伙伴。

  刺杀事件使得葡国与清廷的关系出现了空前紧张。清军“以防西洋为变”,增强了在澳门周边的军事部署。3天之后,葡军少尉美士基打自告奋勇,率36名士兵出击,攻击关闸以北的清军。彼时,中方阵地上的清军多达四百余人,战斗却以葡军的压倒性胜利告终,清军阵亡百余人,伤者不计,而葡人仅1人受伤。事件之后,葡人在澳门的势力范围向北延伸至关闸。

  清廷慑于葡国压力,将自首的沈志亮处 死。他被葬在紧临澳门的前山镇,当地人立“义勇沈公之墓”碑以作纪念。亚马喇和美士基打则被葡人以“英雄”目之。澳葡政府在1940年分别为两人竖立铜像以纪念之。

  一个跋扈的殖民地总督,一个热血的反抗者,这样的故事无疑符合了民族主义的审美,却很难作为澳门400多年历史的恰当注脚。强势的总督并非常态,美土基打的胜绩也只不过是帝国虚弱时期,一个短暂而特殊的例外。

  开埠于1553年的澳门,从葡萄牙人踏上小岛第一天起,就有着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殖民地所不同的生态。

  回顾澳门40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时段里驻澳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逆来顺受,无论这个国家被掌控于朱明、满清、,还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世纪60年代,葡萄牙外交部长诺格拉的一句话,将葡人在澳门的弱势统治表露无遗,他说:“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成为过澳门的人。我们一直得以生存,全赖中国方面的良好意愿。”

  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838年,林则徐在广州厉行禁烟,英国烟商纷纷潜入澳门,鸦片贩卖活动也随之转移至澳门。林则徐为断其源头,决定巡视澳门。据学者吴志良所著的《澳门制度史》所述,钦差大臣“在澳门获得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澳门葡人一如既往,恭顺听命。”

  尽管鸦片贸易在当时仍是澳门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葡人屈服于林则徐的意志,将所存鸦片呈缴,葡人的议事会还通过决议,要求居民不得贩卖、吸食鸦片。故在林则徐眼中,葡人属于“畏法良夷”,与不合作的“奸夷”英国烟商大有不同。

  葡人的恭顺由来已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澳门本非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葡人来到澳门,并非出自葡萄牙王室的命令,而是葡国水手和商人的自发行为,他们通过向广东地方政府行贿或缴纳地租,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在强势的亚马喇总督用武力封闭中国驻澳门海关之前,中国政府在此收了近三百年的进出口税。

  澳门市政厅在1837年呈送印葡总督萨博索男爵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白地指出:“本居留地并非葡萄牙征服所得,而是中国人对葡萄牙商人不断让步,允许他们在这里居住的结果,并且,君主与君主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事先亦未达成什么协议或契约。”澳门开埠之初的二十几年里,葡国并未向澳门派遣官员,澳门的治理由葡国商人组成的议事会操持,俨然一个天朝土地上的希腊城邦。葡人内部虽实行自治,但仍服从中国法律,接受明朝官员的管辖。吴志良在其著作中指出,澳门“与葡萄牙其他封地和城市有本质的不同一一不是向葡萄牙国王纳税,而是向中国地方政府交租。”

  “澳门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皇帝的封官赐爵不仅欣然默认,而且乐于接受。此时,这个殖民地在中国的保护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在以后的许多年内,它一直享有这种防止外来侵略的保护。”澳门史专家张天泽在其专著中写道。

  粮食是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澳门缺乏农业基础,因此商业贸易是保障其独立生存能力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操纵在中国政府手里。

  葡属印度官方编年史家菩卡罗在1635年写道:“我们与中国皇帝的和平完全由他随心所欲,因为澳门离印度这么遥远,且中国人多势众,绝非葡人可比。无论我们丑闻再多,也 绝不能有决裂的念头,因为他们仅需断绝粮草供应,便足以毁灭我们的城市,原因是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所需的粮食。”

  对中华帝国高度依存的现实,从澳门开埠的那天起—直延续至今,葡人一切以商贸利益为重,对中国官员多采取妥协、顺从的态度,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传递善意。明朝嘉靖年间,戍守广东柘林澳的水兵因缺饷兵变,驾船攻击省城广州,朝野震动。在澳葡人经过讨论和投票之后,决定主动请缨,协助平叛。广东政府为此免去了澳门一年商税。

  当明王朝受到崛起的满清和李自成威胁之时,居澳葡人亦通过资金捐助、铸造枪炮等方式,增强明军的战斗力。南明时期,葡人甚至还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军队,以期协助永历皇帝对抗南下的清军,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1650年之后,广东被满清征服。葡人忐忑不安,幸而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北京与清廷关系良好,经他们的大力游说,以及葡人不惜血本的行贿,澳门得到了宽待,既往不咎。藩王耿继茂在给居澳葡人的信函中,承诺给予他]类似前朝的待遇。这让澳门议事会受宠若惊,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广州,向藩王跪地谢恩。

  葡国历史学家徐萨斯( Montalto deJesus),在其澳门史专著中指出了葡人长期妥协的原因,“所有基于理性和正义的理由都是空谈,因为葡人处于一个可怕的两难局面:或让步或饿死。”

  鸦片战争之后,清军面对列强的屡战屡败,使得葡人突然意识到,当下的世界已大不相同,“澳门所在地区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英国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霸主”,清廷连自己的国民都无法保护,遑论为澳门提供帮助。

  鸦片战争让葡人看到了清王朝虚弱的,但《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割让,也让葡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自开埠以来,澳门的繁荣与衰落便与的王朝际运息息相关。澳门早期的繁荣,并非因为葡人有着特别的贸易与治理能力,而是得益于其在中国海禁的大背景下对贸易的独家垄断。正如康熙时代两广总督杨琳向葡人传达的谕旨:“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生理就是。”

  因此,明清时期的澳门有一显著特点,其经济起落与海禁张弛关联密切。海禁愈严,则葡人获利愈丰,而一旦海禁松弛,澳门的经济就面临衰退。

  长久的垄断地位使得澳门葡人并不热衷于改善自身条件以面对新的挑战,以至于久久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自由贸易和竞争。随着英国在海外势力的迅速扩张,澳门的垄断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据吴志良所述,“在形势比人差的情况下,生计无着落的葡人只好为英商担任翻译,给英船提供引水,赚取微利生活。”

  不可避免的经济困境,使得葡人热切希望取得与香港的相同待遇。但在此时,葡人仍执著地相信,三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恭顺姿态,以及对中国官员有求必应的示好行为,会让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网开一面。

  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后一年,葡人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廷恳请谈判澳门的地位。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都被拒绝了,这令葡人倍感失落,他们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新时代里,葡萄牙被抛在了后面一一英国人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用武力获取了葡萄牙在过去三个世纪里,穷尽贿赂和妥协却始终无法企及的地位。

  葡人最终下定决心把中国抛在一边,单方面地推动澳门的殖民地化。1845年,葡萄牙女王宣布澳门为葡萄牙的自由港,任何国家的船只向澳门输入货物均获豁免关税。长达三个世纪的“友谊”就此被抛弃了。利用清廷战败后的虚弱,葡人在事实上已全面占据澳门,但直到1887年,澳门的法律地位才经《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得以确认,葡萄牙得以“永居管理澳门”。

  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曾考虑过收回澳门的问题,彼时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曾建议,在华南发动对日军之时,借口变乱和追击敌伪,趁机进攻澳门,造成既定事实,然后再以外交手段与葡人交涉。194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曾电令李汉魂:“(一)日军退人澳门即占领之;(二)搜集澳门政府接济日军情报以为占领之依据。”

  日本投降之际,广东中山地区的原伪军大队长等人,通过中统地下人员,表示愿以所部伪军进攻澳门,然后请中央政府以保护侨民和维护治安之名,派军进驻澳门。国民政府外交部因担心动武之后,“葡以英国为后盾,决难拱手相让,必指控我于联合国机构”,故而未允。

  利用伪军进占澳门的计划被否决之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到达广州受降接收。由于彼时日本归还、澎湖,法国归还广州湾,国内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日高,其中以广东省军民热情最烈。张发奎的部

  此后,澳门支部在澳门境内积极发动集会、,广东中山各界也以支援澳胞为名,组织团赴澳活动,引起了居澳葡人的恐慌。澳葡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并禁止一切集会宣传。

  对此,广州行营决定进一步扩大事态,以期乘机武装收回澳门。张发奎命令驻中山的第64军159师师长刘绍武派出该师的斌团,率同师炮兵一营,进驻边境,对澳门实施封锁,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澳门每日依赖中国方面供给的各类食物。完成封锁的次日,张惠长、刘绍武一同到边境及拱北关闸附近巡视,张惠长对一些被阻在拱北关前想到澳门的人说:“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现在忙什么?”

  根据学者左双文的研究,在封锁边境禁止百姓进入澳门的同时,中人出入港澳却颇为自如,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的走动。”广州行营当时对港澳采取了“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

  时任广州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的李汉冲在其回忆材料中写道,“刘绍武当时异常兴奋,以为可以从此一举成名”,甚至亲自到前山指挥部,将炮口瞄准澳门要地松山。“不断派出武装官兵进入澳门市区作行动,频频催促行营下达攻击命令。”

  “他还想派人在澳门秘密打死几个乞丐,制造澳门政府我国人民的事实,以为武装进入澳门的借口。”

  在中队的封锁和威胁之下,澳门人心惶惶,土生葡人纷纷乘船避居香港,华人则进入内地避难。澳门食物价格飞涨,其中米价上涨一倍,蔬菜价格上涨三四倍,工业品如布匹等价格却大跌,市面萧条。

  澳葡政府只得请求英国政府出面向南京政府求情,同时致函广州行营,保证将所有在澳日本人驱逐出境,交由粤方处理,引渡在澳的汉奸战犯;并允许中国方面一切党团公开活动,给予集会绝对自由。

  由于顾虑英葡之间的关系,收回澳门可能在香港问题上刺激英国,政府面对各界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最终答复:“目前国际形势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

  此后,随着国共内战愈发胶着,收回澳门一事自然无限期搁置了。但是葡方对澳门的中国人结社、集会等自由的承诺,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澳门回归。

  1949年,建政。这已是澳门开埠400年来,葡人面对的第四个中国政府。但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一葡人依旧不是澳门的主人。如果说在400年间,澳门积累了什么特别的经验,那就是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控制者打好交道。

  北京的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葡萄牙驻华公使酆赛嘉便致函葡国外交部,汇报中国新形势,其中不免提到了澳门当前的处境:

  香港是个岛屿,航运发达,而澳门则是个与中国相连之半岛,中间只隔一道关闸。不管从海上还是陆地,也不管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澳门都无可防守。中国不仅可以武力占领澳门,还可切断海路和陆路,进行封锁…一澳门现有的武力,主要是起心理作用,用来维持内部治安,可以迎击非正规的武装,但不能跟军队作战…一正因为澳门没有军事防卫,又不能抵抗任何形式的封锁,其维持必须在和外交层次上来寻求。

  酆赛嘉在汇报中建议“应全力避免军队逃避到澳门,以免党指控我们包庇或协助敌人”。酆赛嘉还认为,由于葡萄牙与中国之间的特殊情况,应尽早承认中国的新政府,以减轻澳门的压力。

  但不久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介入战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葡萄牙也加入了相关的国际禁运组织。考虑到澳门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葡国政府海外部指示澳督自行采取相应对策,因此澳门当局在禁运问题上其实表现得较为灵活。

  1955年,澳门政府准备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感。周恩来通过彼时在北京访问的港督葛量洪,表达了中方的不满。葛量洪透过驻京使馆将信息报告伦敦,转达里斯本。

  于是葡萄牙当局立即取消了整个计划,包括已准备好发行的一套邮票,后来还拆掉了半个纪念碑,葡萄牙也没有派部长前往澳门。

  澳门政府以“缺乏经费”为由,宣布取消昕有庆祝活动,但仍在为开埠400周年修建纪念碑。中方对此态度强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称:“中国人民从来不容许挑拨者得逞,挑拨者必将自食其果。”

  葡萄牙总理萨拉查1961年6月30日在国会中解释其海外政策时,为澳门问题上的长期妥协政策辩护道:“可以肯定,无论我们的抵抗具有多少价值,由于澳门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中国,澳门都将被中国吸纳。”尽管澳葡当局为了避免激怒中国,—直以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葡萄牙政府仍与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彼时,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上,国共之战仍在延续,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社团、学校、工会,在一切领域展开竞争。在各自的国庆日“十一”及“双十”,两方甚至在欢庆牌楼及旗海上相互攀比。澳葡当局对这场发生在其管辖地上的斗争保持中立,不闻不问。由于人员在当地的活动,澳门的气氛一直十分紧张。一位访问过澳门的葡萄牙外交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紧张、刺激,很多时候令人感觉到那是我们古老属地在远东的最后日子。”

  “那个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团体都有很明确的立场。”如今担任澳门工会副会长、澳门立议员的关翠杏记得,当年自己就读的小学便是由背景的同乡会开办的。“每一天都是教我们要知道怎样好怎样好,所以我本来对印象很好,觉得党不好。”

  关翠杏的父亲则加入了有党背景的工会。12岁小学毕业之后,关翠杏即进入制衣厂工作,“工厂里有工会的,我不参加,因为我对党没有好感。爸爸说党好。我跟爸爸说,老师不是这样讲的。”

  关翠杏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发生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澳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将国、共、葡三方都卷入其中,不仅彻底改变了关翠杏的人生轨迹,也颠覆了整个澳门的社会生态,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华人居民向澳葡政府提出建校申请,自筹经费在岛上修建一所居民小学校。经数月未获答复之后,氹仔居民决定自行施工。同年11月15日,施工遭到阻止,被强迫停工。双方先是对峙,而后演变为,事件中34名居民被澳门打伤,5人被捕。

  当时正值的“文化大”的大背景,而且澳门华人的政经地位—直受葡人钳制。加之澳葡公务部门效率低 下,,澳门华人心底早有不满。“我们都叫他们西洋鬼”,关翠杏回忆道。于是全城上下暗流涌动,一场被后世称为“—二·三事件”的巨变就此酝酿。

  11月29日,澳督嘉乐庇与澳门工商界华人代表会谈,决定成立一个不包括军警在内、中立的三人调查委员会,若查实政府职员真有犯错者,不论文职军职一定严惩不贷。但抗争运动已趋于情绪化,《澳门日报》发表题为“罪证确凿,无须调查!”的社论,声援群众运动。中国方面,新华社、北京及广东电台也相继播出了支持澳门华人抗争的相关报道。

  11月30日上午,具有背景的社团代表近60人,前往澳督府递交书。由于澳督拒绝接见,社团代表们人手一本“红宝书”,在澳督府大堂内高声诵读“一切派都是纸老虎”,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四小时后方才散去。

  12月3日中午,聚集在澳督府门口的百余名者冲进澳督府,直奔二楼大厅。总督府办公室主任波治见事态严重,立即命令到总督府“制止”。诉诸武力,半小时后,者们被逐出澳督府。消息传开,更多民众加入了,葡人动用警棍及高压水枪驱赶者。者又转往市政厅广场(议事亭前地),用大货车将矗立在广场中央的美士基打铜像拉倒,并冲入市政厅内打砸。

  在族群对立的大背景下,者越聚越多,而澳葡当局警力有限,冲突逐渐失控。政府的吉普车被愤怒的人群截停掀翻。由于澳门华人平日多有受葡警、葡官欺凌、勒索的经历,纷纷将此视作报仇良机,许多路过的葡人也无端遭到者追打。者甚至截停途经的巴士,凡面貌似葡人的乘客,均被拖下车殴打。

  葡裔也被悉数召回营中,街面上只剩下零星的华人,“缩于一角但求自保”。澳葡政府随即宣布全市戒严。戒严实施之后,澳葡政府陆军总司令施维纳采取铁腕措施,从各军营紧急调派数百名正在澳门度假的葡国正规军,对者实施。冲突中,葡军开枪,打死8人、打伤212人。

  其时年仅16岁的关翠杏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变。“那一天,工厂突然告诉我们:戒严了,你们回家吧。我家就住在市政厅附近的小巷里,出小巷就是市政厅。”小巷里的人们奔走相告,“广场上的葡国人铜像被拉倒了”。走出巷口啊,他们向天开枪,我们就跑啊,一群人,关翠杏看见一辆上下来许多人,“那是葡兵在巷子里跑。”关翠杏和母亲、妹妹躲进了一间面包厂。“第二天看报纸,我们才知道,死了八个人。”

  至此,警民冲突彻底变为民族对立。血案发生之后,澳门民众情绪更为激动。中国方面也派出炮艇在澳门周边水域巡弋,12月11日,更“卸下炮衣,对准澳门”。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澳葡当局开始做出实质性让步,澳督嘉乐庇下令在“—二·三事件”死难者葬礼当日,澳门葡萄牙国旗下半旗致哀。当日,灵柩所过之处,如澳门议事会和关闸门,上面悬挂的葡萄牙国旗均下半旗。

  在澳葡当局的让步中,在澳门的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12月20日凌晨,7名曾于1963年6月闯人水域后逃到澳门,后被澳警逮捕的突击队员,被送交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

  1967年1月2日,澳门市行政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悬挂和显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和标志。

  与此同时,察觉到危险的国民政府仓促下达命令,命其人员尽速撤离至香港,并调派船只日夜运送驻澳机构工作人员及亲社团领袖。

  到了1月6日及10日,澳葡政府甚至直接派出警员分别查封了亲的澳门工团总会及澳门难胞总会。至此,势力在澳门已经完全瓦解,除了极少数秘密潜伏人员外,澳门已成为“半个解放区”。

  这一结果可谓“史无前例”,因为彼时葡萄牙与中华仍存在正式邦交,反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邦交。应一个无邦交国的要求驱逐所有邦交国(及其执政党)的所有机构及其负责人,在国际上实属罕见。

  1967年1月29日下午二时,澳督嘉乐庇与秘书长波治及翻译崔乐祺,来到了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签署对澳门中国居民之《认罪书》。礼堂的正前方墙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及像,礼堂两侧墙上则悬挂着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嘉乐庇签署了对澳门中国居民的《认罪书》后,澳督府秘书长波治即率领澳葡政府的认罪代表团前往拱北,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递交向中国政府的《认罪书》。递交仪式于拱北一座大楼中举行,楼上悬挂着巨幅“澳葡当局必须低头认罪”横幅。

  就在《认罪书》签署前的几天,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听取了澳f -J情况的汇报后发出感慨:“我们不拥有主权,我们只是在他人的监督下’管理一间物业。”

  据李智孝所著《澳门—二·三事件的口述历史》一文记载,“-二·三事件”之后,“不敢开工,政府没有人理会,满街胡乱摆摊子,胡乱建房子,只消贴上毛主席像就没人敢动它。”

  “—二·三事件”对澳门的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创。1966年本是澳门经济趋势良好的一年,经此巨变,经济下滑有如跳水。旅游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访澳游客人数由1966年的131万人次锐减至1967年的34万人次。建筑业也受重创,银行收紧,大量楼盘因此停工。1967年的对外贸易额比1966年减少了12%,而1968年的建筑面积仅及1966年的一半。失业率也大幅上升,澳门市面冷清,百业萧条。据统计,1967年至1973年5年之内,澳门人口流失了近8万人。

  “—二·三事件”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刺激了香港左派的“夺权”野心。彼时,不少香港人到澳门学习斗争经验,次年,便在香港发起了长达8个月的“反英抗暴运动”。但港府坚持强硬立场并坚决。加之当时在路边安置土制炸弹等激进行为,亦使不少市民反感。最终香港左派彻底失败,元气大伤。其影响延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港澳两地截然不同的生态。

  但在多数澳门人心中,“—二·三事件”去口有着经济之外的重要意义。澳门葡人经此一变后,始愿以平等态度对待华人,中下阶层的华人地位随之提高。“—二·三事件” 前,葡人对华人拳打脚踢亦不为怪,葡人的小贩管理队被华人称作“查牌鬼”,经常在华人摊上白吃白喝,勒索不成则没收小贩的生财工具,甚至施以拳脚。“—二·三事件”之后,此类情况大为改观。现任澳门立议员吴国昌回忆:“从那以后,我感到在街头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而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并且,当发生重大民生事件时,只要亲中社团出面,澳葡政府也能尽快解决,一改过去的低效风气。

  “我一直在等那个时候。到了1月29日那天,我没有去开工。我走到中华总商会那里,和四面八方来的人一起,看澳督在(认罪书)上面签字……我觉得心里很舒服。”

  “这些葡国人过去都是管我们的。过马路违章,罚你,把衣服晾在街上,也罚你。我就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厉害,可以这样(让澳督认罪)。”

  “那个时候文化大的风吹到澳门来了,很‘左’的。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跟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很正派的,他们都是帮弱势的人。”